□毛志輝

（上接3月4日8版同名文章）

“三·八”坐工斗爭

隨著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搖搖欲墜。為了維持其戰爭機器的有效運轉，國民黨政府開始無限制濫發鈔票，物價瘋狂上漲，經濟瀕于崩潰，人民窘困度日，工潮學潮頻發。1948年2月，為了緩和公教人員的不滿，“四聯總處”下令再次削減國家行局職工的“實物配售差額金”。命令公布后，“四行一局”職工非常憤慨，1947年9月削減米貼的問題尚未解決，竟然又要在“百物飛漲漫無止境”“每月辛勞所得，實不敷維持生活”的情況下大幅度降低待遇，讓人難以忍受。

為了更好地開展職工的進步活動，1948年2月，行局總支建立行局工友支部，由交通銀行陳品梅任支部書記，任龍生任組織委員，中國銀行何金水任宣傳委員。在行局總支和行局工友支部的組織下，“六聯”的骨干們在多次研討后，決定針對削減“實物配售差額金”再次發動聯名“簽呈”。

聯名“簽呈”先由各行局分別提出，主要內容是要求增發職工每人每月食米1石、工友4斗，以補償這次“實物配售差額金”的削減；生活指數按月調整，并將指數計算底數自30元提高至50元，工友自16元提高至30元，在50元以上者，按指數十分之一發給；工友子女教育費應由行局方面予以補助。3月1日，各行局職工分頭向當局送出“簽呈”。當局的回復是，子女教育費問題可以解決，其他兩項則不能滿足。

職工們獲得答復后，自然不能滿意。3月初，各行局地下黨員和積極分子在交通銀行地下室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采取“坐工”方式，選定3月8日晚上，職工下班后分別各自留在辦公地點靜坐，就職工待遇問題等候行方的合理答復。這一斗爭方式，形式上較為溫和，不會影響行局正常業務的開展，也不妨礙社會公共秩序，但是，如果職工得不到滿意的答復，通宵靜坐，勢必影響次日的工作質量，而責任又不在職工。

可惜的是，由于不適當地借用了當時百貨業“事先擴大宣傳，爭取社會同情”的做法，職工們3月7日（星期日）就在行局內廣為張貼要求增加待遇的標語和漫畫，并向各報社發出了“四行一局職工將在3月8日下班后坐工2小時”的消息，給了行局方面以事先準備的時機。8日晨，國民政府財政部致電中央銀行并轉各行局，申明“要求增加待遇之企圖，殊屬非是”，責成各行局主管負責開導職工，“倘有逾越行為，應即嚴予制裁，以正風紀為要”。

8日一早，各行局職工正式發出當天下班后開展“坐工”的通知，并散發了以“團結、合作、求生存”為通欄標題的《聯訊》快報。與此同時，各行局當局也在行內張貼和分發事先印好的《告同人書》，告誡職工“體念時艱，共濟安危之義，毋作越軌行為”，“挾眾怠工系屬擾亂金融情節尤為嚴重，現當戡亂時期，擾亂金融妨害治安，律有明文，凡跡近要挾之舉動，或干涉他人之自由，不僅違反行局紀律，亦必為治安當局所不許”，并恫嚇職工“如以身試法，其處分不止依照行局規章開除而已，毋為他人利用，而作無謂犧牲”。

為防止職工繼續開展“坐工”斗爭，當局做了嚴密部署。當天下午，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營業廳里就有一些維持秩序的便衣特務出現，交通銀行的各部門的經理和襄理開始分頭“半強迫半哄勸”地要求職工們停止辦公，早些下班回家，個別經理和襄理還幫職工將所辦文件賬冊收起。交通銀行的職工意志較為堅決，開始并不為所動，依舊在辦公室內上班不肯離開。隨后，上海市警察局逮捕中國銀行三位“六聯”骨干的消息傳來，大家義憤填膺，卻又不知該如何應對，“除極少數以工作未可仍滯留外，其余均紛紛離行”?！白ぁ倍窢幹链艘浴傲鳟a”告終。

響應“三·一三”罷工斗爭

中國銀行的劉善長（“六聯”常務干事，同時兼任中共地下黨金融黨委委員、行局總支書記）、周耀瑾（“六聯”干事，同時兼任行局總支委員、中共中國銀行支部書記）和張松篪（《聯訊》信箱負責人），因“有運動‘坐工’之嫌”而被捕后，中共中國銀行支部與上級黨委的聯系中斷。地下黨金融黨委書記楊世儀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與同中國銀行的地下黨員建立聯系，發動中國銀行職工營救被捕同事。

3月13日晨，被捕三人的家屬在地下黨員和積極分子的陪同下，來到中國銀行營業大廳當眾申訴，迅速激起了在場職工的義憤，中國銀行營業大廳工作人員都熄滅電燈停止工作。中國銀行職工罷工的消息傳到交通銀行后，交通銀行職工反應同樣十分強烈，大家三三兩兩聚集到一起，議論紛紛，無心工作，近于停工。交通銀行職工對中國銀行職工罷工斗爭的響應，是對營救三位被捕同人的無聲支持。

迫于來自行局職工的壓力，當局于3月15日上午，將劉善長等三人解至地檢處偵查，經檢察官開庭詢問后，提出三人每人各交5億元作為保證，可以保釋。當天下午，被捕的三人獲得保釋，恢復了人身自由。

保衛“六聯”的斗爭

“三·一三”罷工斗爭后，職工要求恢復兩次被削減的待遇的問題仍沒有得到解決，組織開展活動的“六聯”卻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高度警惕，國民黨當局和各行局從各方面向“六聯”的骨干施壓，企圖瓦解“六聯”。3月22日，國民黨上海市市長吳國楨要求社會局取締“六聯”，隨后，社會局以“六聯”未經核準登記為由，于4月6日函請警察局取締。

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副理李軔哉是國民黨上海市金融特別區黨部常務委員，對行內的職工活動一向較為關注，早在“六聯”成立之初就曾多方打聽消息，對進步活動加以阻撓。在國民黨當局明確取締“六聯”后，李軔哉找到“六聯”干事會主席張照和干事李文泉，通過談話加以威脅，要求他們辭去“六聯”職務。張照找劉善長商量對策，劉善長表示將在短期內改選主席，請張照暫時先頂住壓力。

為了在金融業內保留“六聯”這個職工組織，黨采取措施加強各行局內部的黨員力量。1948年5月，黨把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儲蓄股辦事員葛一飛的組織關系轉到交通銀行（她的組織關系之前一直不在交通銀行），隨即成立中共交通銀行支部，由行局總支委員王自慎兼任支部書記，葛一飛任組織委員，馮寶豫任宣傳委員。中共交通銀行支部的成立，為發動交通銀行職工保衛“六聯”的斗爭做好了組織準備。

（作者單位：交通銀行總行）